今年初雖然騎單車下坡不小心摔倒造成雙手手腕骨折，架了二個月的石膏。一但拆了石膏雙手也復建得差不多了，心裏又被樂活潮流風煽動，留意物色一台小徑的折摺車。不久便入手了這台台製紅色小摺車，它雖然不是名牌大廠，但車身造型和齒輪變速規格都符合我的需求。不過這年頭騎新車被偷的風險太高，即使不算是什麼名廠等級車，一旦離開了視線愛車永遠地消失的風險非常之高。所以除了刻意的運動之外，我幾乎不敢把它當作代步的工具。當然還有更蠢的一點，我根本不知道如何「收納」折摺車，無法帶著它搭火車客運（當然這幾個月來沒時間休閒），於是它就更自在地掠放在客廰裏當裝飾品。
昨天看到網拍上有一款仿KHS T3的芒果小黃，21段速20吋，拿舊車還可折價到3800元，敗家的欲望立刻被引動，今天下午便興沖沖地去現場試車。我非常喜歡這款車的流線，唯一感冒的是那個看起來很笨拙的座墊，但也幸好是這顆老鼠屎讓我忍住了立即把AS911 換成芒果小黃的衝動。車店裏老闆示範了如何正確折摺車身的步驟，經幾番思慮，還是決定先回家練習是否能把自己的小紅車給折好，再來評估每一台腳踏車於我生活在台北的定位和功能。
上個月，聽到西藏自由學聯（Student For a Free Tibet）來台的演說，老實講，從圖博人自己口中講出來該自己民族鄉土的介紹，遠強烈於從其它人口中所描述的那個圖博樣貌，於是我才記住了博圖的固有傳統疆域，並不只是今日中國人民共和地圖上所畫的西藏自治區，在現今的雲南、四川、青海、甘肅行政省份，其實都各自被「刮分」了一部份圖博原有疆域，這樣分割分治的地理政治操作，也細緻地分化打散了圖博人原有的團結和共享的歷史文化，加諸之外來侵略者統治管理模式與軍隊駐防。
於是以前的我也不會知道，原來貓熊的原產地四川臥龍根本是圖博人長久以來的固有疆域，貓熊不是中國獨有的珍稀動物而是圖博人珍貴的Dhom(發音--龍)。
今晚十時打開BBC world Service不怎麼留意聽新聞報導，那發生在遙遠的Guinea、埃及、辛巴威發生了一些「不平靜」的人權侵害事件，有一句沒一句地。
然後十一時洗完澡回來後，新聞播報換成了宗教性音樂、福音、禱詞，在台灣已進入倒數的分鐘，才想起今晚是平安夜，這之間似乎有二小時的失憶。原本下班回家前打算去買瓶威士忌好好過個平靜的夜晚，但刻意路過南海路去了解下午一些衝突警民狀況後，就忘了這回事。然後回家後又繼續打開電腦，認真地觀摩別人家的電子報是怎麼編排收稿。
平安夜，總可以放縱一下自己吧，但又懶得跑去7-11買既貴又不順口的酒，廚房裏有樓友買的威士忌，但還沒開瓶，不好意思明目張膽地拿來喝。
最近寫部落格，完全只是一種個人焦慮的反射，靠著不知所云的打字聲來平靜安撫自己，然而內心深處那憂慮從何而來，如何化解，似乎沒有容易正解的答案。
星期六中午，從台北搭直達國光號，到了南投中興新村。
三四年前造訪當時正在推動921震災後重建工作的友人，才第一次來到這個已經沒有了台灣省卻留下來的省政府運作所在地。當年的確愛上了它的安靜、秩序、閒逸，一個位於台灣中心，環繞著山巒農村景緻所刻意規劃建設出來的特別行政區域。整齊的街區行道林蔭低矮平房，在台灣只有在少數軍舍眷區中才能看到。
昨天重訪此地，為了到一位生平素昧的老人家靈前上香。靈前安安靜靜地端放著老先生的照片，是我第一次見到他的容顏。很難編造出什麼精采的故事，看起來實在是再平凡不過的一位老先生，西裝下的休閒服繫著領帶，似乎不難想像那個純朴地學習著西化的年代。
和家屬談了一段時間後，我婉謝了他們送我到南投市搭車的好意，希望能在天黑之前一個人還可以抓點時間在這個省府村落悠閒晃晃，狂用Canon Ixus 700 多拍些照片。但我居然只拍了六張照片，是街景人事已非吧。
還有，底下這張照片是用今天剛拿到的Canon IXUS700所拍，多了一台可以隨身帶的相機。
狠下心，在開演前五十分花了1200元買了一張票。無論如何，放下怎麼做也做不完的，所謂的，應該義正嚴詞、義無反顧的工作。我已經不再期待什麼勇氣和激勵了，只是想試著怎樣可以偶而地放下這種無時不刻的緊張和無能為力的挫折。
燈光微微亮起，琴聲由遠而近，提琴手們從後台走到台前，這是來自北國的民謠，雪地裏的波斯卡舞曲。這曾是我最喜愛的音樂型式，一如von Otter and Mairéad Ní Mhaonaigh亦是我在英國所認識而愛上的女聲，陪伴我渡過了許多苦悶寂莫的時光。
當Von Otter 出場時，老實說，我是有點失望的。今晚的曲目安排，反應了某種「跨界」的流行，混雜了爵士、民謠、通俗，古典的元素，反而非常非常淡薄。再老實地透露一點，其實今晚是我生平第一次進入台灣的國家音樂廳，在這個「高尚」的藝術表演殿堂，風格似乎不太搭軋。還不如前二天晚上在大安森林公園參與的「自由之聲西藏之聲」演唱會，更為隨性自在。
最後掃除我滿頭心疼懊悔的是，整場表演結束後，全場觀眾（賣出了六七成的票吧）熱情的回應，讓音樂家出場謝幕了五、六次，還加了三次安可曲目。我有了這樣的一種感悟，台北的觀眾水準和熱情絕不遜美國歐洲，有不少受了良好西方教育的市民，古典中國的禮儀教化也只傳承保留在這一代的台灣教育。這麼一群友善良好的人民們，、為什麼不可以擁有一個與其它國家人民平起同坐平等對待的身份呢？
距上回更新網誌，已經超過了三個月。這些100多天的日子，說忙的時刻有，說暴走的時刻有，但卻不知要如何收拾雜亂的心情和資訊，轉化在網誌上另一種趨使自己向前的動力，或是有意義的記錄，或是可以向外揭示的呢喃。
前幾天匆匆趕回到老家，參加了大伯父的告別式。原本打算在儀式結束後的下午就返回台北，但想想還沒好好地和老媽、老弟坐下來吃一頓飯，能這樣的日子還有多少，更有了讓自己偷個懶在家中睡大覺的籍口。
上週一（11月24日）到鄭南榕基金會開會，因而錯過了Dworkins 的演講，倒是第一次有機會造訪當年開辦前進黨外雜誌，爭取百分之百言論自由的鄭南榕先生自焚的辦公室。牆面上所掛的照片，真是難以想像那1980年代末台灣社會的氛圍啊。一種單純的反抗威權壓抑所寄望的改革動力，驅使了多少人願意為此付出時間、金錢、生命，那是多麼理所當然的義正辭嚴，無所反顧。然而現在呢？反抗之前先給貼上了顏色標籤，或者好一點的，還可以從程序、原則上談問題現象，但人權二字卻又變得如此廉價。
然後自己一個人在12月夜裏師大校園裏搬動著海報架，心裏真是幹字連連啊。
